辛普森在法庭上试戴证据手套。邓亚军说，“辛普森被判无罪的原因是取证不合程序”。
小谷围科学论坛上，邓亚军讲述DNA的秘密。
南方都市报12月13日报道 1996年，24岁的邓亚军，以优异成绩从医学院毕业，就踩着高跟鞋，顶着波浪发，到案发现场做了一名基层法医。三年法医生涯后，她考上了研究生，并随同导师参与中国超级水稻基金组测序计划，登上了《科学》杂志。2004年，她主动请缨，带队参加泰国海啸救援，完成3000多具遇难者遗体的身份识别工作，狠狠地过了一把尸体检验的瘾。如今，她是中科院下属机构———“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主任，从事DNA鉴定工作。
12月6日，邓亚军主讲“小谷围科学讲坛”，以感人至深的海啸救援经历，和逻辑缜密的辛普森杀妻案分析，迷倒了数百名广州听众。
“刑事案件中，是重程序，还是重结果，这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之一，”邓亚军以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为例进行了说明。
案例1 美国世纪大案
1994年6月13日，美国的前橄榄球明星、影视界当红演员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和她的男友罗纳德·戈德曼被杀。警方效率很高，4天之后就公布了验尸报告和化验结果，比如尼科尔中了多少刀，戈德曼受了多少伤。
侦破过程中，警方找到许多证据，如带血的手套，经D N A检查，上面的血迹及现场其他处血迹都与辛普森相符，因而警方和控方(检察院)、相当比例的电视观众都在大批证人的证词下相信，是辛普森谋杀了两个被害人。17日，辛普森驾车外逃时被捕，美国全国电视实况转播了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惊险追捕场面。辛普森被警方指控犯有双重命案，却自称无罪，于是开始了一场历时474天、震撼全美的“世纪审判”。
很遗憾，经过474天的审理，1995年10月3日，由绝大多数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在分析了113位证人的一千多份证词后，宣判辛普森无罪。
铁证如山却被判无罪
在现场中发现的重要证据，是血迹化验和D N A检验报告。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和毛发；在案发现场几公里外辛普森家中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在案发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同一副手套都有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在辛普森卧室中，发现有被害人血迹的袜子。这是不是铁证如山呢？
然而，由于洛杉矶警方在取证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失误，终于使得由大多数黑人组成的陪审团，产生了辛普森有可能被陷害的印象。比如警察在案发现场停留之后，直接跑到辛普森家中，因为现场留了很多血，辛普森家中的被害人血迹，有可能是警察带到辛普森家中的。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血迹要跟辛普森做认定，就从辛普森身上抽出了血，加了溶度很高的抗凝剂，在案发现场停留很长时间，才交给检验人员。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血，也同样发现含有抗凝剂，因此可以怀疑现场发现的血迹，是警方倒在现场的。因此，陪审团怀疑DN A证据被“污染”了。
而“血手套”上没有任何破裂，里面也没有被害人的血迹，说明辛普森手套上的伤口与凶杀案可能没有关系。警方证人称，在被告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在提取血液时还是湿的，而这时距案发已有7个小时，血迹应该已经干透，更让人怀疑有栽赃陷害的可能。还有这些疑问，使陪审团得出结论，手套不一定是辛普森作案时使用的。
后来，一名基因专家巴科·谢希说，不管别人对辛普森一案怎么说，多数法医都认为，洛杉矶警方在取证时确实有漏洞，才导致最后宣判辛普森无罪。当时辛普森宣称自己无罪，支付600万美元请了强有力的辩护律师和专家证人，这里面也包括专家证人李昌钰，李昌钰个人从中得到20万美元。
辛普森花600万来买自己无罪，政府花了1700多万调查辛普森案，而最后辛普森无罪。尽管“铁证如山”，由于取证程序不合法，D N A样本被污染，导致最有效的证据成了污点证据，不被法庭采信。这也体现了英美法系的原则。
邓亚军说，她参与的第一届DN A研讨会请到克林顿政府的DN A顾问。这位顾问在讲课时称，有人因李昌钰给杀人犯做专家证人，对他有看法；但他认为，李昌钰作为专家证人指出的问题和漏洞，可以改变整个美国对D N A证据，包括其他证据的取证流程，会成为以后美国警方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应该吸取的教训。辛普森案当时影响很大，从1995年之后，美国特别重视采样程序了。
“大陆法系也有很多程序不合法的地方，”邓亚军举出她2006年在四川一个小县级市出庭的例子。当时是一起强奸案，公安提供的证据并不够充分。当时没有做DN A，只是做精液试验，结果显示弱阳性。“我认为取证过程中也是严重违法。教科书有规定，在提取嫌疑人样本同时，要提取受害人的血样，要作为血型中的检测，如果没有被害人的样本作为参照，这个检测结果是不可信的。证据里面有很多漏洞，我出具了一份分析说明，但很遗憾，这个案子在我出庭之后，仍然当庭宣判被告有罪，而且判得很重。据说当地一名领导对此案做了批示。在此案被宣判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证据本身。我跟很多律师交流过，跟司法部相关领导交流过，他们认为，大陆法系更注重实体，而对程序不是那么在意。”
案例2海啸遇难者DNA鉴定
2004年12月26日，泰国发生世纪海啸，邓亚军在两天后得知消息，当天晚上就写了报告，希望协助救援。两天后，中科院和外交部通知下来了：今晚就出发！
邓亚军和同事们在数小时内，就通过最快速的途径拿到护照和签证，当晚乘上国航，凌晨零点到达曼谷机场。中国驻泰国大使亲自到机舱口迎接，见到大名鼎鼎的“邓博士”竟然是个还扎着小辫的小姑娘，十分惊讶，而她的同事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
邓亚军他们很快发现，原来打算停留的普吉受灾并不严重，随即赶到最惨烈的小城攀牙。坐车进城他们就吓住了，随处可见到处堆放着尸体。“灾后的攀牙像大垃圾场，新的尸体不断运来，”邓亚军回忆说。
2005年元旦，当绝大部分中国人与家人欢度新年时，邓亚军与三位同事眼前却是遍地尸体。“做了这么多年法医，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尸横遍野，什么叫惨不忍睹。”
“裹尸袋一拉开，热浪下高度腐败的尸臭扑鼻而来，胃里的食物反上来，但因为戴着口罩，只得不断地咽回去。弯腰做检测时，蛆会往上爬，检验了一会，还要把蛆掸掉，很恐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邓亚军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检验50具尸体。
由于泰国的实验室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D N A检验，中国救援组主动请缨，愿意承担泰国所有海啸DN A鉴定任务。“会议主持人是加拿大人，就愣在那里，不太相信，30秒之后，大家开始鼓掌，”邓亚军回忆说。
半个月后，邓亚军和同事们带着第一批100份样本回国，泰国派了三个警察，名义上是“护送样本”，其实是想考察中国人的实验能力。
半年后，泰国前总统他信访华，邓亚军他们检验完的所有泰国海啸遇难者D N A数据，便是中方给泰国的“厚礼”。温家宝对此事的评价是“花钱不多，影响不小”。他说，与以往灾难只是提供救灾物资不同，这是中国首次以高科技的方式进行对外援助，显示了负责任、有能力的大国姿态。
现场问答
记者：我是法医专业的学生，您认为法医行业到底怎么样？
邓亚军：你是法医专业的，我必须向你说实话。我做过几年法医，包括我最后的辞职，都有背后的一个原因。不知道南方是怎样，在北方，法医做的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整个环境，包括刑警队对法医的重视不足。我做法医的老师都会提到，你是做技术的人，现在破案还是队长说了算，法医的意见不会轻易被采纳和重视，大家更重视的是刑侦人员，破案立功更多是他们。现在这个现象有一点改观，包括我离开后，原单位年资高的法医已经成为副队长。法医都是本科毕业，在公安队伍里知识水平比较高，他们地位的改善，有助于改善法医目前的工作状况，会更加受到重视吧。
记者：在刑事案件中，鉴定结论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鉴定人的角色也很重要，鉴定人必须以中立态度来做出鉴定结论。而在刑事案件中绝大部分提交证据的是警方或检方，你会不会因为他们是你的客户，就会有一点偏向？而对犯罪嫌疑人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不像在英美法系那种国家，你有没有出庭询问的经历？我相信你是一个很中立、很成功的鉴定人，但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理解的？
邓亚军：这个问题问得很好。2005年就把检察院的法医机构撤销了，保留了公安的鉴定机构，就为了刑事现场服务。本来规定所有进入诉讼程序的案子，都交由我们第三方鉴定机构复核的，但大多数案子都是由当地警察的司法鉴定机构去做。我目前只复核过一起最高院死刑的复核案子。有几方面的原因，当地法官对当地警察的依赖，还有法官在D N A鉴定方面的知识没有跟上DN A鉴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作为独立第三方鉴定机构，没有接到很多刑事案件委托的主要原因。尽管没有刑事案件，我们跟交管局也有合作。现在交警对一些交通事故案也很茫然，不知道责任到底在谁，希望我们帮忙解决问题，不太存在某些人戴有色眼镜的问题。我们也会用技术说话，中立性原则不会有太多问题。
关于出庭，其实法医跟职业鉴定人还有区别。真正的公安部法医出庭的机率很小，除非是特别重要的案子。作为法医，我只出过四次庭；而作为职业D N A鉴定人，我出过十几次。有一些法官会心存仁慈，会限定时间，会考虑我的感受。但有一次我被一个原告及其代理人问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两点开庭问到下午六点，而且是玩文字游戏。我觉得他们怎么不找真正的证据，后来我就火了，我说不要玩文字游戏，我们不玩狭义、广义的概念，后来律师就不敢说话了。专家证人无论面对法官，还是原告、被告时，应该保持一副不卑不亢的态度，我发火了之后，法官就说以后有你们的案子，还是你过来，如果他庭上过于嚣张，我会说。因为我是专家证人，不会像法官那样受很多事情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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